再次回归，先是出差去上海2个月，然后回来居然电脑主板被烧掉，现在它仍然在送厂维修的途中。无奈，先买了笔记本，现在开始更新。不过先从文字开始吧，大把的照片来不及整理，留待日后。这次欠账太厉害了。

 

                                                     论鲁迅思想的短板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

   

    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

 

    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亦可见他如何嘱托后事：第一，后代不可做文学家，尤其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所谓“空头文学家”，倘不伤害文学，一个最浅表的解释是，没有文学作品的文学家，以及通过文学评论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后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遗言在文学史上十分罕见，几乎是一份反文学遗嘱，口气之绝决，显然反映他对一生从事的文学事业是如何绝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后文学界对他各种方式之利用。前一点周海婴做到了，后一点许广平没有做到，形格势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鲁迅能看到自己的遗骸，上面爬满“鲁学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产生与“红学界”紧邻的一个“鲁学界”，这个本身就活得不快乐的人，只会在死后增加一层痛苦，痛苦得抽搐。　　

 

    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经济学解释。读鲁迅日记，恰如读鲁迅遗嘱，满篇皆为“阿堵物”，令文学青年添堵。毛泽东对鲁迅赞不绝口，但他肯定不会有耐心读完鲁迅日记。尽管鲁迅和他一样忽视经济自由，尤其是制度层面的经济自由，但是鲁毕竟与他有一点不一样：毛个性张扬，支撑他的是天子特权，鲁迅个性独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财务，并没有“特别会计室”在身后伺候。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能攒下200万稿费，这在消灭私产的年代，几乎是中国最大一笔私有财产，而鲁迅每天晚上却要在灯下记录钱进钱出，一丝不苟。鲁迅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但那样的制度在形而下层面却支撑他完成写作，他一刻也离不开那样的制度。他不避后人毁誉，认真记录“阿堵”，这一点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证明他生前就没有死后可登祭坛的小九九。

 

    这些形而下记录是被一个经济学家揭示的，难以进入文学家的视野，他们还在悲愤地说：鲁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这部日记却告诉后人，鲁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经济的“奶”，而不是统制经济的“草”，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鲁迅”，只会有“鲁学界”。　　

 

    教育史解释。中国是在1905年废了科举，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科举制废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体系，这是本国教育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这一现代教育体系，既有民国初年一代“海归”通体合作，也有英美派与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从属于更为宽广的世界史背景，但在当时却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绪。

 

    鲁迅前半生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脱离教育界多年，还享受教育部300银元的“奶”，但就整体言，他是这一体系的出局者。他后来对大学体系的刻薄嘲讽，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从教育史来读，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　　

 

    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与边疆失学、失业者的蜂拥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

 

    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

 

    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1949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1930年代那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

 

    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

 

    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惟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把心爱的鲁迅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其实是哪里归哪里，俱不相干。　　

 

    这个“主义”不仅能解释鲁迅的思想结构，也能解释“鲁学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其一，鲁迅身前已经感觉此类革命一旦成功会对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鲁迅晚年加入“左联”，是要在“左派内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释前一点并不难：这不正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理起点？革命尚未结束，革命人已不耐烦，毛泽东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独，生平第二次达到怀念鲁迅的高潮，抄录迅翁诗曰：“万家墨面没藁莱，于无声处听惊雷”。后一点也不神秘：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干，可以说一贯使然，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不断上演这一版本，普鲁东在法国左翼中这么干，巴枯宁在俄国左翼中也曾这么干，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无政府主义是比“左”，比左还要左，要不然马克思面对这些思想盟友就不会那样烦躁不安。

 

    此外，这一“主义”还能部分解释“鲁迅的骨头硬”，这是因为他与民主不相干，聚焦于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民主与责任伦理相伴，顿失滔滔，与美学效果无缘，不可能让文学青年称心如意。一旦与鲁迅相比，胡适确实暗淡，这是他除了上述社会学困境外还要有第二宿命：美学宿命。此外，无政府主义调动的是反专制情绪，反专制未必是反过来的民主，很可能是专制之候补。专制者之来源，首推世袭，可惜血缘稀少，但它可以从对立面吸取候补，这就大大增加“造血细胞”，能突破数量限制。无政府主义在思想史上很长寿，通常是情绪偏强思维偏弱，因为是“闹情绪”，故而容易入门，生生不息。19世纪曾让马克思烦躁的东西，21世纪却绕到了他视野背后，成为他身后殿军，很可能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无论是把格瓦拉、鲁迅搬进“剧场”恶搞，还是在书房里作“理论长考”，最底下一层还是当年的情绪。故而今天中国的左翼文人，对外拥抱后现代主义，对内拥有鲁迅后裔的悲痛神色，这两者在逻辑上恰好内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们不敢像鲁迅当年那样坦率，坦言自己是“个人的无治主义”，在这方面又突然软了下去。　　

 

    “国民性改造”。最后，应该谈谈文学家的最爱———“国民性改造”问题了。　　

 

    “国民性改造”在本国思想史上确有渊源，上承梁启超推卸戊戌变法失败之责，四亿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说，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报头，还能看到这块思想化石。下启毛泽东改造旧人的“文革”理想———“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但就鲁迅当年留学日本言，那个岛国急于脱亚入欧，又不想彻底改造制度，才会将改造热情转移至人脑：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当年与日本同享一个家族谱系的德意志则更早，落后于西欧，不服于西欧，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优越于西欧“文明”这一说。从费希特到尼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文化决定论”开出的单子很长，中国士人接上去的单子则更长。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只不过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净化，后者是改造，两家人在上下两端共同推进“国民性基因工程”。

 

    鲁迅留学国为日本，“国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脉，无须苛责。此前此后还曾多次表述对尼采哲学的向往，“个人的无治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若问哲学倾向，他肯定会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经过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里若有提“国民性改造”，会把人吓个半死。经过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国的幸存者也会有类似感受。听者先会问：“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鲁迅当年是没有见到“改造”后果的，应该为他庆幸。毛泽东说“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一点没说错，不仅“个人的无治主义”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息息相通，“国民性改造”也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脉相承。历史上有机会实践此类主张者，也不仅仅是法西斯这一翼。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红色高棉改造金边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战后出现同一块“国民性”版图分裂：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民主的养成在民主本身，宪政的训练也只能在宪政，这一点倒是胡适1930年代说得对。大陆同一块土地，没有“版图分裂”，但也有两个社会阶段可举例：“文革”与改革，还原为人性论差异，前者是摁着手坚持“改造”，后者手一松，社会大还俗，国民性立刻还原，还只是政策变异，就引起多么相反的社会后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人不是神，也没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吓死人、改死人，如今还能迷惑人，只说明中国仅有“文革”之难还不够；灾难虽然在政治层面被否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被反思，或者干脆说：连个像样的反思都还没有。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淮西，古代泛指皖北豫东淮河以北地区。按临淮郡置于汉代，治所在江苏徐州；晋代治所在江苏盱眙；南北朝治所在安徽灵璧；唐代治所在泗州（今安徽泗县）；唐以后废。宋代没有临淮州。因此，一定是高逑在晚年整理回忆录时记错了名称，后世的施耐庵治学不够严谨便将错就错。按照地域来讲，淮西应属苏北和安徽东北部的交叉地带，毗邻东海。如此说来，当初东京汴梁的衙门真的是网开一面，往往发配犯人都是往边疆、少有人烟之地去。而高逑所往的这个淮西历来就是国家战略上的重中之重，而且众所周知，宋代式微，北方有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压制，像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已然消逝，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便逐渐地转向了水路、海运。随之，沿海港口的经济空前地繁荣起来，中国经济重心完全南移。淮西离东海这么近自然是会受到宋代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辐射影响，尽管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繁华异常，工商娱乐业一应俱全，在宋代应属提前实现四化的地区之一。

高逑一到了这座城市不久先前的落寞便一扫而空，他没有想到这里的妓院比东京城里的更多更大。如果要全部地写出来它的风貌，可能这篇文章就要变成一篇说明文了。我只举出它的三个特点：1.楼高  2.东南亚人多  3.夜生活

楼高一部分是由于无奈之举一部分是由于人的本能，而绝非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当今国际化大都市的特征。经济发达了，就会吸引人口的流动，农业人口转型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进而需求增加分工细化。像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的价值自然价扶摇直上，中国人本来并不对高楼大厦有偏好，无奈为了收益的最大化只能把房屋建得越来越高。但那个年代的建筑水平可不比如今，城里高楼多，倒的也多，毫无规律可循，所以只要盖高楼只能求神保平安了。当地居民为了不被突如其来的砖瓦埋没，都踩高跷上街，高跷的高度以全城最高建筑物的高度为最低基准，时时更新并以稳定的比例增长，这着实富了一批倒卖木材的客商。有了高跷保证了行人的安全，但这样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时效性，往往内急的人还没有从高跷顶端滑到地面屎就已经洇到了裤子外面。每天早上全城都笼罩在一股凄惨的恶臭之中，空气呈现出不怀好意的暗黄色调。另一方面，楼高完全满足了古时人们的生殖器崇拜心理，建筑主体笔直粗壮、有圆润的阿拉伯式的顶，材料与中原迥异，多是石料，棕色。后因战乱，都没有留下，不然它们绝对与欧洲的歌特式建筑分庭抗礼被载入史册。

王晓波先生在《红拂夜奔》等文章中关于唐代时长安、洛阳城内多黑人奴隶的描述经我研究并不严谨，王先生艺术加工的成分太多。中国真正和非洲产生比较正式的官方往来只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最远到达过的红海、东非一带，明之前并无记载。因为像贩卖黑奴这样大手笔的买卖必然需要一支庞大的船队作为支持，所以在当时的封建生产力条件下是非政府行为而不可得逞的。进而可知唐宋时期中国是绝对没有黑奴的。说起郑和下西洋这也证明了我国文化璀璨，至今仍为我辈所称道。其实这次政府背景的大航海活动本来也不能算是正式，众所周知，郑和是阉人，中国历史上王权强盛宦官无法专权的年月任何太监也不能跳到正式政治活动的舞台上去。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更加伟大的阉人，那就是司马迁，他的《史记》比起一万次的郑和下西洋还伟大，被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学子更是视若圣经，可谓流芳千古。但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讲，丫也就是一高等人妖，一个人妖写出来的书都能流芳千古，你说，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我国文明的璀璨夺目么？书回正传，大宋朝没有黑奴不假但着实有着数量可观的外籍劳工，他们都是东南亚人。中国从两晋时期开始向南洋（泛指今日之东南亚）移民，到唐代时移民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对南洋的开发也比较成熟了。那时节，中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早已经成熟，实力不可小觑，而当地土著却还是未开化的猴子一般，华人理所当然地通过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把持了当地的主要资源，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于是乎，大批的南洋土著便进宋务工，整个大宋就属淮西外籍劳工数量最多。他们个子很矮，皮肤黝黑，灵活而有力气，无论春夏秋冬只在腰间围一条虎皮裙，在热带呆惯了穿上更多的衣物反而不自在，若非大宋绿化不好他们就直接用树叶做围裙了，这样还能省下不少开支，好多电汇点工钱回家。后来这身装束特点被明代的吴承恩用在其一神怪题材小说中一只猴子的身上。这些南洋劳工在淮南从事的营生主要是3个方面：1.高空维修作业。我说过了，淮西人为了出行的安全和便捷天天都踩在高耸入云的高跷上，交通工具的状态实在是头等大事。淮西道路交通管理局出台了一项强制标准措施，所有高跷无论A、B、C本必须月检。我之前说了，南洋土著当时几乎是未进化完全的猴子，猴子是十分善于攀爬的，所以紧急维修高跷的工作理所当然要由他们完成。2.出租司机。随着中东原油价格的节节攀升，人们的消费偏好更趋理性和环保。那些南洋出租司机的虎皮裙上绣着“taxi”字样身背一个大蛇皮袋子和游泳呼吸器，有谁要雇他就招呼一声钻进袋子戴上呼吸器，呼吸器的出气口从袋子上的一个洞透出来以便防止缺氧昏厥。司机背上袋子沿路边飞奔而去，晴天时你只能看到他们身后扬起的沙尘。我之前也说过，他们个子虽矮但却孔武有力，跑得飞快，足以胜任这项工作。3.街头地痞。一般好吃懒做的南洋打工仔才会干上这个营生。他们整天聚集在街头巷尾，口嚼槟榔，以收保护费、抢夺妓女的钱财为生，有时碰上没钱的妓女也会打个霸王炮。当然，妓女很乐得这样，因为不必损失钱财，至于霸王炮嘛，全只当是加班做一回社区义工好了。在淮西的时候，高逑手下也曾有过一个南洋劳工打下手，就属第三类型。无奈此人生来就是地痞无赖的胚子，好吃懒做，生性好斗，常干出些恐怖袭击之类的事情。结果被遣返回印尼原籍永世不再发放大宋劳工许可证。被遣送以后此人仍旧我行我素并招募了相当一批臭味相投之人，搞起了以宗教之名行政治诉求之实的非正式组织，专搞破坏。他们的子孙至今仍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美国拿它也没办法，他名叫阿布沙耶夫。

    宋朝皇帝体恤民情，为降低同、异性强奸犯罪几率，允许全国开设妓院鸭馆。这是一项同时有利于男人与女人的事业。女人只需劈开了腿就能挣钱，男人的好处则不必多言。甚至连有特殊性取向的小众的需求也顾及到了，大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淮西有着整个大宋朝接近四分之一的妓院鸭馆以及将近五分之一的赌场。赌场、妓院鸭馆白天没什么生意，一是男人们白天大多要打卡上班，二是他们的心理作用，总以为晚上去风月场所不会被老婆发现。而当地的东南亚流氓也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再出来捣乱。这就构成了淮西与东京汴梁迥然不同的风貌，夜生活。

  浮生若梦二进入瓶颈了,索性突发奇想写了这个恶搞历史题材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任何事情都有动机.我只是想很不正经地调戏一下当今社会的所谓正统,那个由首长意识建立起来的一切非正当规范.当然这也包括正统的历史.对王小波先生的模仿很拙劣,大家如果看过笑笑罢了,不必较真.

 

高太尉前传

 

据现场目击证人事后回忆说，当时我正仰躺在一棵苹果树下，目光呆滞，口流涎水，神情猥琐。树上结满了散发着温柔光芒的成熟果实。那么，列位看官可能就要借此推测了，这小子在观察苹果成熟后下落的过程并由此来验证牛顿第二定律的真实与否。错！错错错错错！基本上呢，以我的这种智力来说是不可能质疑先贤们的智慧成果的，如果说牛顿在树下被苹果砸到了头便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的话，那么同样一只苹果砸到我的头上只会让我去揣测它何时掉下第二个来。况且我也害怕倘若真的有一个苹果砸在脸上破了我这个帅哥的相。当时我正在思考，关于人生，关于理想。云淡风清，算得上是宜人的天气，天空那种扎眼的蓝是我儿时都没有见过的，很像中文系系花昨天穿的吊带背心。我盯得出神，很想知道这蓝天背后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也想知道系花那件吊带背心后面的样子。这说明我在生理上似乎算是个男性。可这都让我提不起兴致来，我是那么的忧伤。当然，还有高太尉，他也曾和我一样，我想这种落寞的神情古今无不同。

一千多年前的一天，高太尉那时还不是太尉，他只能夜深人静时多在自己的干草铺里悄悄自慰。每当事毕，总是一边甩掉手上粘着的“子孙”一边出神的凝视月亮，落寞的神情与千年后的我无不同。只是我事毕之后从不甩手，任其自然风干。我在网上查了查，似乎没有什么关于高太尉的姓名出身的详实介绍，大多语焉不详。其实，作为大学学习历史专业的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大二的时候我就查出了高太尉名叫高中锋，身高1.48米（那个年头人们还不讲究营养配餐），这名字预示了他将来的术业专攻方向。当然，我的这项研究成果没有在学报上发表，有时候历史存在悬疑才更有价值。

高太尉出生在东京汴梁一户破落人家，行二。汴梁便是今日之开封，高家本属殷实，家道中落是因为高太尉的父亲跟几个同乡好友相约去高丽贩走私人参，结果被同乡算计用银子换了一车车萝卜干回来，还被大宋海关和检疫局扣押，说是内带致病性人禽流感病毒，数罪并罚提起公诉，连高老太爷的律师都没通知，结果锒铛入狱不久就死在了大牢。这告诉我们河南骗子从北宋开始就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独领风骚。因为没有家业也不是读书的材料，因而地早早地跑到外面谋生活，并习个棍棒武艺啥的，但他踢得脚好蹴鞠，所以坊间人称高逑。也有人因其行二而称其为高二逑，对嘛，本来就是有2个球。

现在，我躺在树下正在绞尽脑汁试图把高太尉的生平从各种历史的蛛丝马迹之中抽取出来形成一个鲜活的形象。苹果园主家的大黄狗在远处一直虎视眈眈，阳光强烈地让我想流泪。这个下午实在是无趣至极。“砰”的一响，有钝器剧烈撞击我的头部，我慢慢地回转头去，来不及擦掉淌在嘴边的绿鼻涕，眼睛闪着懵懂的光。是娘子，这时，她正手拿橡皮锤怒气冲冲的瞪着我。她是这座城市中某家外资企业的白领，因而总是穿有着白白领子的白衬衫或者是白外套。她扯我的耳朵问我一个人偷偷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正在试图捋清高逑的生平，并且我可以马上就地拉一泡稀屎来证明这个地方并非鸟不拉屎那么荒凉。娘子推了推眼镜，厉声喝斥我骗人，过去怎么就从来没有听你说过高逑这东西！我拉过娘子告诉她现在讲也不迟。

说实在的，自己研究的这些历史真相从来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当代，历史是要符合潮流、极具教育和是非意义的，领导必须过目并首肯才准予发表。过去的时代就必然是无比黑暗，身为历史研究人员就要尽一切力量去揭露它、丑化它。有史实基础支持要写，没有事实基础支持捏造史实也要写。所以历史界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朝修前朝之史。这就是为了避免得罪领导。不必多说，我的研究成果也就一向被贴上了格调不高的标签，所以我的声音从来就出现不在学术界。就连我的导师也唯恐避我而不及。为了顺利拿到学位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堵截导师呈递论文。这其中半年用来学习侦查与反侦查理论知识，另半年用来实践，围堵导师，而我总是赢得这捉迷藏游戏的胜利。导师是个很可爱的女孩，比我也就是大了2届，后来留校当了老师。个子一米六左右，有硕大的乳房，穿什么衣服都挡不住它们传递出来的令人兴奋的动感气息。她喜欢棕色，所有的衣物和用品都是棕色，我就叫她棕色的。有一次在街上，棕色的用5块涂成墨绿颜色，其中一块写有邮政字样的硬纸板绑在胳膊、前胸、后背和头顶上，只在眼前留出一道狭长缝隙。一旦在街上看到我，就马上蹲在路边蜷缩起来假装信箱。之前我说过，棕色的有两只硕大诱人的乳房，即使她的道具和表演是那么逼真的，但我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长着突出乳房的信箱。我把嘴边刚刚点着的香烟扔进“信箱”的投递口并且静观其变，没有离开，……她失败了。还有一次，在野外空旷的草原牧场上，棕色的几乎骗过了我。她利用仿生学原理，身着一件棕色的质地酷似皮毛的衣服还带着仿真度极高的马头面具，远远地趴在草地上。我说过她几乎骗过了我，因为趴在地上我就看不到她的乳房。可是她忘记了对环境作一个统筹的考虑，就在我快要走出她的视线时，一匹健硕的成年公马挺着红彤彤的一杆大枪双腿站立着从棕色的身后爬了上去。事后很久我才知道那声响彻山谷的悲鸣不是野兽而是棕色的。……她又失败了。以后我和棕色的之间有无数次这样的斗智斗勇，最终她不得不pass了我的论文。即便如此，我也还是比同学们晚了两年毕业。

娘子说我不应该对政府和领导的安排发牢骚，我现在应该继续给他讲高太尉的生平。对哦，我讲到哪里了呢。高逑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整天游手好闲习武踢球，不过也结交了一些富家纨绔子弟。已出版的史书上说高逑教唆一富家子弟吃喝嫖赌，人家父亲告了状，被发配到淮西临淮州。并不准他再回东京。可我不用去查任何文献资料就能断定这是诬蔑，赤裸裸的污蔑。须知道，对于具备经济条件的富家子弟们去吃喝嫖赌根本不需要这么一个小混混来教唆，那个纨绔子弟的父亲完全是在用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的方法掩盖自身教子无方。

那个下午，高逑走在发配队伍的最后面，是那么忧伤，路边妓女们嬉皮笑脸地在对他挥舞手绢，空气夹带着尘土和劣质水粉的味道。这种落寞古今无不同。

  数日前,在地铁里看到一对放学的中学生情侣,两个人都高高瘦瘦的,包裹在肥大的蓝色运动校服之中,这更显得他们身体单薄.相反地,两个人的相貌我却不大记得了.男孩是那种懵懂和叛逆共存的年纪里最容易看到的过于简化而稍带轻狂的稚嫩帅气,女孩很安静,面无表情,眼睛让我觉得很温暖.印象里并非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样子,但安静的女孩并不使我反感,在那样的干净面前,不禁有些自惭形秽.

  生命像撞上玻璃窗的苍蝇,看得到美好却没有出路.